▲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7日，日本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通过成立新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法案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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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情报能力的提升，与军事领域的激进转向，形成了系统性共振。“军事行动空间扩大到哪里，情报需求就会跟进到哪里。情报改革又将反过来提升日本突破传统防卫框架的实际能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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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王航
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宝怡
责任编辑｜毛淑杰
2026年7月31日，东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届全国“国家情报会议”，讨论制定日本首个国家级情报战略。同一日，日本国家情报局，正式挂牌成立。
这是日本自1952年以来，最重大的情报体系重组，也是二战后日本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中枢。
二战时，日本曾拥有高度集中的战时情报体系，并将信息控制服务于战争动员。战后，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，日本拆解原有情报机器，建立起分散制衡的情报结构。
如今，时隔八十多年后，日本再次推动情报体系向中央集中。外界质疑，日本是否在重建类似二战时的谍报机构“特高课”。
伴随着国家情报局成立，日本自卫队也在同步推进情报领域的重大改组。日本情报能力的提升，与军事领域的激进转向，形成了系统性共振。
“军事行动空间扩张必然产生更高层次的情报需求，而统一情报中枢正成为日本推进‘能战国家’的关键基础设施。”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，过去日本情报体系“各自为政”，主要满足预警和防御需求。如果意在强化“反击能力”，就必须掌握目标位置、兵力部署、指挥体系以及战场动态。
“情报能力建设与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各有独立的政策逻辑，但近年来明显呈现相互强化、同步推进的趋势。”陈洋分析。
1变化：重组情报体系
2026年7月31日，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揭牌。现场照片中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与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和也，手扶着印有“国家情报局”的牌匾。
原和也曾历任日本警察厅外事课课长、警备局局长等职务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。据日本内阁官房公布信息显示，正式挂牌后，该机构将取代原有内阁情报调查室架构，统筹协调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约3.3万名情报工作人员。
据日本国会4月通过的法案，未来日本将以“国家情报会议”为核心、“国家情报局”为执行机构，负责统筹安全保障、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“对外情报活动”。国家情报局除了承担自有事务外，还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具有综合协调权。
陈洋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，法案赋予了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更加明确、稳定的制度地位，把情报收集、共享、分析和政策运用纳入相对完整的国家体系中。改革后，日本从“官邸掌握情报”转向“国家统合情报”，从“行政协调”转向“制度化统合”。
二战后的数十年，日本情报体系“散装化”，情报收集依赖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零散机构。日本内阁官房网站公开信息显示，当前日本情报体系由五个核心机构组成，涵盖对外、国防、国内安全和执法部门等。
“公安、外务省、防卫省情报部门彼此独立、相互竞争、资源壁垒森严，形成典型的“竖井式”碎片化格局，延续战时陆海军情报内耗问题，整体情报效能低下、缺乏统一战略统筹。”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理查德·塞缪尔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作为主要协调机构的内阁情报调查室，名义上为日本最高情报机关，本质上却相当于“情报收发室”。
“内阁情报调查室战略职能相对薄弱，本质上仍是内阁官房内部的一个行政机构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跨部门指挥权限。而日本国家情报局兼具基于首相官邸、日本国家情报会议的要求，具备直接向各省厅下达情报搜集与分析指令的职权。”陈洋表示。
其实，日本情报体系的“散装化”有历史因素。
“二战后，以美国为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拆解日本战时统一情报机器，构建分散制衡型情报框架，目的就是为了‘防止单一情报机构集权’。”陈洋分析。
1952年11月，内阁官房长官绪方竹虎提出整合情报渠道。但由于他曾在旧日本政府任情报官员，这一提议遭到和平人士反对。最终，日本退而求其次成立内阁秘书处研究办公室，后重组为内阁情报调查室。
而这一次，也是二战后日本在国家情报体系的突破。
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秦立志认为，其核心意图是整合国内的战略共识，以应对假想的外部安全威胁，这是日本未来走向进一步军事化的重要一步。
2背后：保守派数十年推动
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日，澳大利亚汤斯维尔，日本士兵参加2026年南方袋鼠联合演习开幕式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改革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无疑是幕后推手。
今年4月23日，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法案。两个月后，在内阁会议上敲定该机构首任局长原和也。当前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则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议长。“国家情报局”则直接隶属于首相府。
其实，国家情报局的成立，并非高市早苗的独创设计，而是日本保守政治持续了数十年的尝试。
二战后，建立类似美国CIA式的情报中枢，是日本保守派长期以来的企图。
“不过，民众因战时特务统治的历史记忆，长期抵触情报扩权，使情报改革成为政治禁忌。各官僚部门固守权力地盘，派系内斗阻碍体系整合。”塞缪尔斯强调，战后和平主义体制弱化情报建设，叠加美国长期管控、主导日本情报事务，压缩其自主改革空间。
2006年，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后，曾试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改革，力主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，但最终未能成功。
一起海外人质危机，加速了日本大规模的情报体系结构性变革。
2013年1月，阿尔及利亚东部天然气田遭武装袭击并发生人质劫持事件，造成10名日本公民死亡。日本是此次事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。
事后，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领导的政府小组发布19页临时报告，指出政府在搜集营救日本人质所需的情报方面行动迟缓。他呼吁首相官邸进行改革，以消除各部委之间的部门主义。
人质危机事件发生次月，安倍内阁便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立咨询委员会，并于同年底正式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。次年1月，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，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执行机构。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，有效压制官僚派系恶性竞争，为统一情报改革扫清制度障碍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以“安倍继承者”自居的高市早苗，延续了安倍内阁打造情报中枢的政治遗产。比此前更有利的是，高市早苗面对的是一个右倾化的日本。
“民众战时负面记忆淡化，叠加日本政府持续进行外部安全叙事渲染，社会对情报能力、网络情报防控的接受度大幅提升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陈洋亦认为，日本民众对于情报机构扩权的抵触情绪正在减弱。在此舆论背景下，日本政府顺势以“国际环境日趋严峻”“防范外国势力不当干涉”为由，推动立法设立统一的国家情报局，为情报体系整合争取必要的社会接受度。
此外，多位受访专家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国家情报局迅速落地，离不开美国的实质性松绑。
“美国乐见日本情报、反间谍、网络能力升级，可分担美国亚太战略压力、强化同盟干预能力，因此对改革持默许与支持态度，日本借此谋求有限的情报自主，弱化对美长期依附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陈洋亦认为，美国不再刻意限制日本情报体系整合，消除了改革的最大外部阻力。“分散的情报架构制约日美情报联动效率，因此美方默许、支持日本建立一元化情报中枢，便于打造标准化情报对接通道，深化美日韩情报共享。”
3质疑：“特高课”重现？
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日，约1000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，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国家情报局的设立，引发了日本国内的警惕。
5月12日，在“国家情报会议”设置法案于日本参议院开始审议之际，上千名民众聚集在众议院外，手持荧光棒和自制标语牌，高呼“不要剥夺自由”等口号。
日本民众的抵制，源于对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“特高课”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、实施思想监控的担忧。
实际上，自情报改革酝酿之日起，日本内部就一直存在质疑声音。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在野党“中道改革联合”代表小川淳也曾在众议院会议上指出，“国家情报局”搜集的情报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。
另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日本社民党干事长、参议院议员拉沙尔石井表示，“国家情报局”将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，最终只会沦为执政党的“打手”。
然而，随着高市率领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，这项改革议程获得选举结果赋予的政治正当性。“更为关键的是，相关法案最终取得跨党派支撑，有效弱化国会层面的阻力，为法案顺利落地扫清关键政治障碍。”陈洋表示。
如今，日本国家情报局已正式挂牌，质疑者的担心会成为现实吗？
多名中方受访学者认为，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，并不仅仅是行政重组，还是塑造“能战国家”的一环。
“尽管国家情报局本身并不等同于进攻性情报机构，但高市政府强调发展‘反击能力’，客观上正在推动日本情报体系由传统的‘防御型情报’向‘战略型、攻防一体型情报’转变。”陈洋表示。
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来，积极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，在强化军事力量、修改和平宪法议程上态度极为激进——无论是防卫预算连年增高、布局远程进攻性武器，还是修改日本自1967年确立的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。
2026年3月，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设立“情报作战集团”，下设“作战情报大队”和“网络防御大队”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陆上自卫队也正式成立“情报作战队”，专职负责信息作战、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。
陈洋认为，过去，日本“专守防卫”主要强调拦截、阻止对方攻击，情报需求更多集中于预警和态势感知，而一旦日本允许自卫队拥有远程打击能力，就必须准确掌握潜在对手的兵力部署、导弹阵地、指挥节点等目标信息，并持续进行战场监视和打击效果评估。
“因此，军事行动空间扩大到哪里，情报需求就会跟进到哪里。情报改革又将反过来提升日本突破传统防卫框架的实际能力。”陈洋说。
“日本一直在谋求情报体系自主性正规的股票配资软件，若相关议程落地，日本将逐步构筑起一张全新的情报网络。”秦立志表示，日本不止于被动适应地区安全格局变化，还意图“反向塑造”并主导地区安全态势。“小碎步”调整可能会形成大的战略趋势，助力于日本突破二战后对外扩张和安全战略调整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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